外国文学论文（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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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是人类情感和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有关复仇的表现形式，首要的问题是双方仇怨因何而起，复仇主体（复仇者）行使复仇行为的动机意念由何而来，他(她)怎样形成了坚定的复仇意志，为此有了哪些情绪表现与心灵搏斗。对于这些，中西方文学中的表现却因各自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各有偏重。本文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中西方文学中的复仇形式来略加阐述。

一、西方精细对等的复仇

相比之下，“睚眦必报”一语往往更适用于西方，只不过其含义不是侧重于些微小事也要报复，而是侧重在报复时的严格的对等性质。法国思想家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一书的第三章《正义思想的起源》中即认为，人类报复的情感起源于平等的愿望，能够以相应的惩罚给首先作恶的一方以教训，则是正义的体现。而复仇观念反过来又在人类头脑中产生了“报仇的正义”的思想，对于分配中的正义观念预作准备：“为了抑制攫取的本能，人类曾走过比抑制和消灭复仇欲还要多得多的阶段。这种原始的本能的克制促成了正义观念的建立，而正义观念已由复仇的克制预作准备。”〔1〕古代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汉穆拉比法典》第196至197条中也早就规定，实行同态复仇法：“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比较讲究复仇的对等性。这些都足以证明在西方世界有关复仇的文化观念，是具有较早重视“法”的意识，而且较为讲求复仇对等的，这对于西方后世的复仇观念以及相关大量文学作品，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从西方复仇文化观念的总体倾向相对说来，法的观念较强，且由此还受到西方人重视契约的原则熏染，较为普遍地实行过赎金制，而又比较注意分寸。不过这一点稍有例外的是，在西方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中不是太突出，像《罗兰之歌》歌咏查理大帝为罗兰复仇，就有复仇扩大化倾向。但是，双方胜负仍旧是以般那贝和梯埃利决斗的方式来最后实现的。不过，当梯埃利获胜后，法兰西人欢呼着要把为奸臣甘尼伦作担保的亲戚也处死，扩大了复仇的应有范围。

这一观念，在西方小说主人公复仇情感的具体表现上，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突出体现出来。像美国作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长篇小说《白鲸》中所描写的那位亚哈船长，指挥该船航行了几乎整个世界，不惜代价地向南太平洋上那条巨大的白鲸复仇，因为他自以为白鲸莫比・狄克不仅是咬掉了他的一条腿，直接地致残了他的身体，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精神上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使他成为一个痛恨邪恶的偏执狂。这条巨大的白鲸，仿佛是一个诚心要与人类为敌的魔鬼的化身，而亚哈船长自己则是率领着众位船员在同它代表的恶势力奋战：

……它令我作苦工，它拼命增加我的负担；我在它身上看到残暴的力量，以不可测的狠毒心肠支持这股力量。我所恨的主要是那种不可测的东西：不论白鲸是走卒，也不论白鲸是主子，我都一定要把仇恨发泄到它身上。不要对我讲什么冒渎神灵，老兄；假如太阳侮辱了我，我也要戳穿它。因为假如太阳可以那么干，我也就可以还手。

这里，亚哈船长显示的是一种不分等级贵贱的平等式的报复思想，因而尽管同伴非议他不该向一个不会说话的畜生开战，他也毫不改变既有的复仇的念头，毫不因为所要复仇的对象是那样一个极其可怕、特殊的角色，就降低自己个体人格尊严的阶位，而稍有姑息和动摇，而是对仇敌不依不饶，穷追猛打。

而古代中国，虽然也有上古时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那样的抗争复仇气概，然而，这种对待正义复仇刚毅执着的神话精神，却在后世日渐强大的儒家文化整合和君权强化过程中，逐渐可悲地失落了。像武松打虎那样的人向猛兽抗暴复仇故事，大多存在于野史传闻中，复仇主体则被视为侠气纵横，而人物可贵的侠气，却成为非主流文化――下层民间的一种亚文化伦理。

显然，西方文学描写复仇的公平对等，与古代长期来盛行于西方的“决斗”之风不无关系。决斗，即往往因一方或双方的名誉利益受到侵害而起。讲求公平竞争，在对等的交手过程中解决事端。究其原因，至少可以有这样的中西之别，即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同态复仇”规定所影响下的西方复仇观，较为讲求复仇雪恨的公平对等性质，而两汉之后的古代中国盛行的复仇扩大化、残忍化倾向，则受“族”的专制酷刑影响而长期持续。而岂有仇怨是能用赎金来化解的？可是在西方，人类学家却早就指出，其实，以酬金赎罪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因为以金钱赎买人命或人受到的伤害，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尊严的一种重视，而精确地计算人身体哪怕一个最小的部位所受伤害的赔偿金，亦同此理。这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不仅与复仇动机关注的偏重点有关，也与西方复仇偏重摧残折损仇人精神，而非偏重肉体毁灭有关。例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这样有名的英国哲人即曾批评个体私自复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

“人类的天性越是向着它，法律就越应当耘除它。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触犯了法律；可是报复这件罪恶的举动却把法律的位子夺了。……确信所罗门有言：‘人有怨仇而不报是他的光荣。’……复仇中最可原谅的一种就是为了报没有法律纠正的那一种仇的；可是在这种情形里那报仇的人也应当留神，他那报复的行为要没有法律惩罚才好；否则他的仇人仍然要占先的，因为二人之间吃亏的比例仍是二比一也。”〔2〕

他甚至还注意到复仇之心对于复仇者本人的精神压力和折磨，认为这些人的精神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衔怨深而喜报复的人所度的生活是妖巫一般的生活，这种人活着的时候于人不利，死了也是于己不幸。”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西风东渐的华夏之邦，就有思想敏锐的学者注意到，中外小说（这里的“外”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西方、欧洲）中对于那些惨酷场面的描写、以及彼此读者接受的态度大为不同〔3〕，这之中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其实就主要与中国人传统上对于复仇的理解，和复仇习俗的明确而强大的导向有关。似乎，正义的一方在惩恶复仇之时，就应该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9世纪德国思想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指出：“由于复仇就是报复，所以从内容上说它是正义的，但是从形式上说复仇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主观意志在每一次侵害中都可以体现它的无限性，所以它是否合乎正义，一般说来，事属偶然，而且对他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特殊意志。复仇由于它的特殊意志的肯定行为，所以是一种新的侵害。”〔5〕并不是像中国古人那样，因为复仇的动机是属于正义的，就连同其过程和后果也都被认为是合理的，而是充分认识到复仇的负面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正常法制的危害作用。

二、中国复仇范围扩大化情绪化

然而在中国古代，复仇却往往呈现出在复仇者和复仇对象之间是不对等的，至少有着下列三重具体表现：

（一）不愿向上司和有势位者 ……此处隐藏16640个字……于“提升自我形象，他尽量将自己包装成绅士，如改换衣食样式、模仿措辞用语、注重举止仪态、雇佣仆人、拜师提升学识”【2】p.151，良好的教育没有使他内心善良本性得到升华，反而使他在“上等人”奢华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他变成了他曾经痛恨的那种冷漠而高傲的人。

得知乔要到伦敦，他就开始不快，“非但不快意，还相当心烦，感到有些羞愧”【1】p.241更为过分的是乔来探望他时他不但不热情地招待他，还因为乔拘谨、局促、手足无措的'行为而羞愧懊恼，认为很丢他的脸。

事后，他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其实都是我的错；我如果对乔随和些，乔也会对我随和些。

可惜我不识好歹，又不知体谅因此迷住了心窍，反而对他不耐烦，对他发脾气……”【1】p.247他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却没有改正，他能特意回到家乡看望郝薇香小姐，妄想她会把艾斯黛拉嫁给自己，但却为自己编好种种理由和借口不回去看他那卧病在床的姐姐和抚养自己的乔。

皮普获得财富资助后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上等人”的生活，但是在社会金钱崇拜风气熏陶下他已经失去发达前的纯真和善良，整天浑浑噩噩，毫无事业心与进取精神，蜕变成一个自私冷酷、爱慕虚荣的伪君子。

3)远大前程的破灭

好运并非时刻存在。

匹普二十三岁那年，得知了自己的恩人不是郝薇香，而是自己曾经帮助过的逃犯马格韦契时，他才知道到自己能飞黄腾达原来是拜一个社会地位远比自己低的逃犯所赐，他觉得他的一辈子算是完了。

他明白了郝薇香小姐只不过把当他当作一枚棋子，利用他来刺激她那些贪婪的亲戚，让他充当训练艾斯黛拉折磨男人的道具。

所有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心爱的艾斯黛拉嫁给了他人，皮普的远大前程彻底断送了！然而当他落魄的时候他最先想到的还是自己曾经看不起的乔，然而他清楚自己“再也回不到乔那里去了，再也回不到毕蒂那里去了，原因很简单：我自己知道干了丑事，对不起他们，即使拿得出什么可以回去的理由，也觉得没脸。

”【1】p.364最终他负债累累，身心俱疲，病倒了。

他的远大前程在真正的恩主病逝之后终于完全破灭，他不名一文，只得背井离乡寻找新的生活。

3皮普远大前程破灭的启示

皮普以物质为基础、以实用为导向的价值观令他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丧失了斗志和进取心，最终前程破灭，沦落到社会的底层。

皮普之所以结局悲惨，这和他缺乏正确价值观念息息相关。

乔和毕蒂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但是他们对皮普的影响不敌社会大环境的作用。

“萧伯纳对皮普的财富观嗤之以鼻，将他称作趋炎附势的‘寄生虫’(parasite)，认为他欣然接受神秘恩主的资助去伦敦过起绅士生活的做法属于不劳而获。

”【4】p.49皮普的命运启示我们：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应该具有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明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人不应把对物质的追求当作自己一生的最高理想，还应该具有精神追求；更不应该想着有“恩主”的出现，让自己一夜暴富过上“上等人”生活的幻想，自己的命运靠自己掌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幸福才可以让人心安理得。

4结语

当今飞速发展的物质文化逐渐侵占了人们的精神领土，很多人以金钱的多寡作为评判成功的标准。

“在现在的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对学生分析问题和判断能力的培养就变得更为重要。

文学经典……是培养学生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不可或缺的课程。

”【5】p.40外国文学作品具有令人新奇的异域色彩、极强的文学感染力，具有有别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与情怀，又有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人文通识内容，对学生心智成长的培养具有独特的魅力。

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可以丰富学生的人生阅历，提升他们的人生境界，坚定他们的思想抱负与理想追求。

参考文献：

[1]狄更斯。远大前程[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陈礼珍，李思兰。文化、资产与社会流动：《远大前程》财富观再批判[J].外国文学研究，(1).

[3]王培培。匹普命运的现代价值———试析《远大前程》主人公匹普的命运[J].科技信息，(7).

[4]Shaw,bleEstellaandPipasFunctionofClassSnobbery[M].CharlesDickens’sGreatExpectations.Ed.HaroldBloom.Philadel?phia:ChelseaHousePublishers,.

[5]童燕萍。经典文学教学和我们的教学目标[J].郑体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论认知诗学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

摘要：当下很多高校都将认知诗学引入外国文学教学中，而这种创新式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辅助教学，同时也对学生文学能力的提升有着较大的帮助。

本文将着重研究认知诗学对当下高校阅读的影响，根据当下高校的文学教学现状对其课程设计提出几点关于认知诗学教学的建议，以求能对高校研读外国文学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阅读教学；外国文学；诗学；理论

引言

“认知诗学”是文学教学领域的一种应用理论，它指代对现有的文学作品做出相应的文本解读，并且将现实能力与文学造诣联系在一起。

因此认知诗学对当下的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将认知诗学充分地融入到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外国名著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与当下教育部倡导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1]当今很多高校过分注重文学理论课程的安排而忽视了外国文学的重要作用。

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外国著作博大精深的文学内涵的极大忽略。

引导学生进行外国名著的阅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开拓其文学视野，并且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人文思想的领悟力和文学素养。

很多高校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安排上仅仅保留六十个左右的课时，这对于充分领略外国名著的深刻内涵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老师很难将外文精读的方法完整地传授给学生，在外文名著的阅读上很难做到详尽细致。

结合我国当下文学教育的现状，很多文学家教育家都对外文课程改革提出了较多建设性的意见。

很多学者对高校文学教学做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例如，后现代主义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等，这些都可以引进外国文学教学之中去。

本文将结合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探究认知诗学对我国外文教学的启发性和建设性作用。

一、外国文学教学现状分析

当今社会对高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文学教学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文学教程领域，认知诗学是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它重在对文学内涵提供文本解析的依据，能够将个人的现实经历与文学主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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